自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的发展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人类社会以一个空前的速度创造出了农业社会无论如何也无法生产的巨额财富，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的时代。首先是最早完成工业化的英、法、德、美等西方国家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成为了现如今的发达国家；伴随着工业化后铁路、轮船等交通运输方式的迅速发展，全球化进程开始加速，承接了西方国家产业转移的日本、韩国等国家和我国开始逐步实现了自身的工业化，实现了“东亚经济奇迹”。

然而，繁荣的背后是大量能源、资源的消耗，这意味着巨大的生态成本和环境成本。工业生产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之一（李继峰和常纪文，2023），在传统的钢铁、化工、电力等高污染企业生产过程中还会产生大量的例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等废气；在造纸、印染、制药等企业的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含有重金属、有机物和氨氮等污染物的废水；在工业生产中还普遍会产生各种固体废弃物，对土壤危害极大。此外，根据哈伯特峰值理论，在任何给定的地理区域，化石燃料的生产曲线往往都会遵循钟形曲线，随着能源的开采和开采技术的改进，产量先增加，达到峰值，然后逐渐下降，至资源枯竭。因此，如果继续维持传统工业化的生产模式，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社会很可能会陷入一场空前的环境和能源危机，我们急需一次以绿色生产技术为主的新型工业化，改变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方式（史丹，2018）。

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往往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到达某个临界点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在工业化早期，政府可能会将更多资源用于生产建设，而忽视环境保护问题，导致环境质量恶化。然而伴随着生产力的快速提升，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的积累，人们渐渐开始产生了环保意识，政府开始向环保方向投入更多资金和精力。同时，改进生产技术，加强监管力度，出台更严格的环保法规。伴随着全球工业化进程中大量使用的不可再生能源的逐渐枯竭（Solomon and Krishna，2011），以及曾经高耗能、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传统工业化的时代即将走到尾声。1997年，国际社会对于人类目前依赖的传统工业生产模式带来的环境危害就已经达成了普遍的共识，并据此签订了《京都议定书》，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1998年10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首尔召开的第五次国际清洁生产高级研讨会上发起了《国际清洁生产宣言》，鼓励进行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最大程度减少污染的清洁生产。在2016年签订的《巴黎协定》中，进一步强化了国际社会对于改变工业生产方式、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

在21世纪初，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意识到了粗放型工业生产方式带来的环境危害及其不可持续性。于是，2002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这是我国首部以污染预防为核心的法律，标志着我国清洁生产正式步入法治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直是我国的绿色发展理念。因此，随着我国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探索并推动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1953年，美国经济学家罗格纳·纳克斯（Ragnar Nurkse）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一书中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穷国之所以穷，就是因为它们穷。”在落后的国家中，贫穷既是其资本形成率低下的原因，也是其导向的结果，这些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低，生活贫困，教育水平低下，技术水平不高，机器设备短缺，劳动生产率低，导致贫困延续和循环。恰巧也是在1953年，党中央高瞻远瞩，提出要走一条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为了追赶发达国家，实现经济振兴，集中资源和投资优先发展本国的重工业生产部门，以带动其他生产部门发展。特点是高积累、高投入、高能耗。重工业优先发展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工业化建设，可以说是这一举措奠定了我国当今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基础。在1952年，我国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仅仅为20.8%，相较于第一产业的50.8%是非常之少，此时我国的人均钢、煤炭、原油、电力的产量仅仅为2千克、115千克、0.8千克和13度，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2千克、724千克、242千克和448度，这就导致了当时的机械设备非常缺乏，甚至于农业生产领域也无法扩大生产，可以说当时我国正处于“贫困陷阱”之中。

为了脱离“贫困陷阱”，实现追赶发达国家的目标，我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一条压缩型的工业化道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重工业发展带动了石油、煤炭、钢铁、机械制造、电力、建材、化工等行业的大幅增长。当时成立的很多企业后来都成为了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例如鞍钢、武钢、包钢、西安飞机制造厂、第一汽车制造厂、大连造船厂等，重工业的发展为我国脱离“贫困陷阱”、实现经济的赶超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尽管当时粗放型的工业生产存在着能源消耗大、污染严重等问题。在那之后，我国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始保持在30%以上，在1970年后更是常年维持在40%以上。在重工业发展建立的能源、设备、原材料的基础上，在1978年之后，我国的轻工业开始实施“转轨变型”。轻工业主要生产消费品，与市场联系密切，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我国的轻工业也逐渐开始发展，三次产业结构趋向于合理化。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承接来自世界各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制造业产业规模巨大、门类齐全。

在加入WTO之后，我国庞大的工业体系开始爆发出惊人的生产力，不仅大量出口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耗能、高污染的原材料，也出口各类塑料制品、玻璃制品等，而钢铁、水泥、玻璃、石化和焦化等几个行业产生的PM2.5、SO2、NOx和VOCs等污染物的排放量占到了工业源总排放量相当大的一部分。此外，自上世纪90年代起，印有“made in China”的服饰销往世界各地，我国纺织服装生产及出口数量已位居世界之首。然而纺织服装行业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石油行业的全球第二大污染行业，联合国环境署数据显示，纺织服装业的碳排放量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10%，甚至高于所有航班和海运的碳排放量总和，并且纺织行业造成的水污染也十分严重，其每年产生的废水量占全球废水量的20%左右，水中充满了硝酸盐、铜、砷、铅、镉、汞、镍等各种有毒物质。除了纺织行业以外，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电子产品出口国，而电子工业同样会造成大量的环境污染，电子工业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排放的主要行业之一，此外，电子产品生产工艺流程长，产生废水量极大，其中含有大量的重金属、氰化物、氮、磷、有机物等污染物，处理难度较大。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了拥有所有制造业门类的第一制造业大国，多种工业产品生产销售常年位居世界前列，涉及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化工、石化、建材、造纸、酿造、制药、发酵、纺织、制革等多个重污染行业，生产销售这些产品在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环境污染。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工业生产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需求，这迫切地要求我国迅速转变生产方式，推动传统工业化向绿色低碳工业化转变。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认为，工业绿色发展方式具有资源节约、低碳节能、低废弃物排放等特征。1987年，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在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了“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我国的新型工业化必然要满足以上要求。

经济增长与工业生产、能源消费密切相关。能源是工业生产体系中的输入端，也是现代工业社会的重要物质基础，能源消耗之后输出端在提供经济产出的同时也在产生各类污染物和废弃物，在经济平稳增长的过程中将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量降到最低是我国高质量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做到兼顾经济效益和绿色发展理念所强调的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协调统一。所以，工业化绿色发展需要我们在资源、生态的限制内进行最大效率的生产，为人们提供最多的产品。这就要求新型工业化要做到能源资源集约利用、排污强度下降、环境影响小、劳动生产率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将绿色经济定义为以市场为导向、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以经济和环境的和谐为目的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在现有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的情况下，未来新能源产业必然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阶段新的增长点。因此，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我国推行新型工业化需要通过制度的改进以及技术的创新，对产业结构进行合理调整，减少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赖，逐步开发足以满足可持续发展需求的新型能源及其衍生产业。

现阶段，我国能源结构仍然是使用化石能源为主，虽然化石能源是碳排放和污染排放的主要来源，但是出于保障能源安全的目的，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结构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近几年，我国化石能源的使用在能源消费结构中都占到了80%以上，虽然我国光伏、风电发电规模增长迅速，但是总体来看，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也只增长了不到2%（见图1）。并且我国在新能源发展方面的体制机制仍未完善，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的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尽管我国新能源装机比重持续增加，但新能源的消纳和存储能力仍有待提升，源网荷储协同水平较低，适应新型电力系统的电网运行体制机制以及电力市场体系等方面仍未成熟，并且光伏、风能等“看天吃饭”的可再生能源容易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因此，要使新能源成为主体能源支撑社会运转，需要推动能源生产方式、消费模式、产业结构和市场体系的协同转型升级，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图1  2020—2022年我国能源消费结构

数据来源：中国能源发展报告

在我国过去的发展中，钢铁、水泥、石化、玻璃、电解铝等重污染、高耗能的产业一直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钢铁产业为例，2023年我国粗钢产量达到10.19亿吨，占全球粗钢产量的54%，然而其能源消费量也占到了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1%，碳排放量约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15%，并且这类产业在重资产的运营模式下，制造存量大，行业总体利润不高，整体行业仍然是以使用传统工艺设备为主，落后产能的淘汰仍处于推进之中，绿色生产改造进度慢。2023年我国钢铁产业的吨钢能耗为551.36kgce/t，对比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能耗强度尚有15%～20%的下降空间，整体节能潜力仍有待挖掘。目前，我国多数城市仍属于能源输入型城市，产业结构仍然是以机械制造业、原材料工业为主的传统结构，环境治理主要侧重于末端处理，且标准体系尚未完善，绿色消费场景的发展仍不充分，这导致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尚未完善。截至2023年，我国创建的绿色工厂为5 107家，绿色工业园区为371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数量为608家，呈现出“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特征，各省份发展差异较大。整体来看，绿色生产和循环经济等新兴技术目前尚处于研发阶段，先进绿色技术创新研发难度大，需要较高的初始投资成本，大多数中小型工业企业资金有限，研发投入多集中于中低技术层次，产业结构趋同和同质化竞争现象显著，高附加值绿色产品开发和规模化发展不足。

目前，绿色产业已经成为全球产业的热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称每年将全球生产总值的2%投资于十个核心经济部门可以加快低碳化、资源高效利用的绿色产业转型。英、美、德、法、日等发达国家纷纷将新能源、绿色环保新材料、高效节能工业作为实现绿色经济转型的契机。2022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通胀削减法案》，该法案是美国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气候法案，在各类清洁能源的项目上设置税收抵免与优惠政策，目的是吸引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等领域的投资，支持和保护本土制造业，促进美国生产、使用各类清洁能源生活用品和清洁能源车辆。该法案指出将在未来10年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3 750亿美元的投资，并在2030年前减少10亿吨温室气体排放，创造数百万个清洁能源相关就业岗位。

为了应对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加快能源转型，欧盟委员会在2023年3月公布了《净零工业法案》，该法案将太阳能光伏与太阳能光热技术、陆上和海上风能技术、电池技术、热泵与地热能技术、碳捕集和封存技术等8项技术列为“战略性净零技术”，并设立清洁技术项目以及为吸引投资创造更好的条件，提高欧盟绿色技术制造的竞争力，以帮助欧盟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目标。在《净零工业法案》的基础上进一步于2024年3月批准了《关键原材料法案》，该法案列出锂、钴、镍、铝、铜和稀土金属等34种关键矿物原材料，并将其中的17种纳入“战略性原材料”，这些原材料广泛应用于半导体、锂电池、太阳能和风力发电、新能源汽车制造等绿色产业。该法案设定目标称，在2030年前，欧盟每年原材料消耗量的10%应来自本土开采，40%在欧盟加工，将回收关键原材料占欧盟每年消费量的比例从此前的10%提高到至少25%，并要求来自单一第三国的关键原材料供应量不能超过65%。《净零工业法案》和《关键原材料法案》共同构成了欧盟的绿色协议产业计划，前者简化了监管框架，放松了国家援助发放限制，优化绿色产业技术生产的投资环境，后者确保了欧洲在全球绿色产业转型中的原材料安全问题，共同谋求在全球产业绿色转型中取得优势。

从以上法案的出台，我们不难看出，绿色产业转型，不仅仅是全球共同面对环境污染与气候变化的危机，更是一场抢占技术制高点、争取下一个经济增长点的竞争。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有关电动汽车的推广补贴相关的内容限制使用来自国外的零部件，电动车核心部件要求40%以上的矿产原材料必须来自北美自贸区，并且外国的电动车必须在美国生产和组装，这一法案对我国和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产生了极大影响。因此，欧盟出台的《净零工业法案》和《关键原材料法案》也有着出于应对美国相关政策的目的。其中《关键原材料法案》旨在减少欧盟对第三方国家的依赖，尤其是我国，目前我国供应了欧盟98%用量的稀土、97%的锂、93%的镁，这些都是半导体、锂电池、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等产业的关键原材料。

综上所述，我国要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实现绿色低碳产业转型，仍然面临着能源体系转型困难、重污染高耗能企业减污降碳内生动力不足、绿色产品研发投入成本高、技术创新难度大等困难，此外，绿色技术竞争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史丹，2018；Rodrik，2014），绿色低碳产业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更快更高水平地掌握更多的绿色低碳技术，成为技术标准的制定者，走在世界前列，掌握国际竞争的话语权，对于帮助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